荆轲刺秦王历来被誉为爱国主义的壮举，“易水歌”也被评为“壮别”的绝唱。然而，对此，我却不敢苟同。

臧否人物事件，总有一个立场问题。如果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，我认为，荆轲不过是一个逆历史潮流的跳梁小丑，一个被雇佣的亡命之徒，荆轲刺秦，不足为训。

东周几百年，烽火遍地，兵戈不止，中原人口十无一二，真可谓是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”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迫切需要安定，要安定必先统一天下。百姓渴望统一犹如大旱之望甘霖。秦王正顺应了历史潮流，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实力，破三晋，掳赵王，势如破竹。眼看统一在望，而就在这情势之下，荆轲行刺秦王，妄图让历史的车轮倒转。这是愚昧的行为。

有人说，荆轲行刺秦王的精神总是不错的。也不然，荆轲本是卫国人，他之所以舍身而往不测之秦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报太子知遇之恩。但这又是怎样的知遇之恩呢？太子丹为挽回自己那岌岌可危的国土，到处物色刺客，最后看中了荆轲。史载，为了让荆轲替他卖命。“太子日造门下，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，以顺适其意。”这哪里是什么“知遇”，分明是收买。其实太子丹也并不信任荆轲，有史料记载：“荆轲有所待，欲与俱—未发—太子迟之，疑其改悔。”荆轲为了“往而有返”，“以报太子”而做准备，却不被太子丹理解，甚至用“请遣秦舞阳”来进行要挟，还谈什么“知遇”呢？老实说真为知己者而死，那也不过是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反映罢了，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赞扬的呢？

倘以为荆轲“不怕死”，“色不变”，“箕踞以骂”就值得赞颂，那么世上那些行刺的暴徒也是值得赞颂吗？行刺从来就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英勇行为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是为燕国着想，也是不值得肯定的。苏洵在《六国论》中指出：“丹以荆卿为计，始速祸焉？”倘“刺客不行，良将犹在，则胜负之数，存亡之理，当与秦交，或未易量。”可是荆轲到底是去了，而且“一去不复返。”

不过，如果抽掉这些历史内容，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真不失为一首摄人心魄的交响乐呢。